多尔衮派出英亲王阿济格、豫亲王多铎率领两翼八旗兵，以吴三桂为前锋，向京城方向追击农民军。他从二十三日至五月初一日，用9天时间向京师继进。沿路为招抚官民做了四件事。其一，奖励投降官员。分别奖励抚宁县知县侯益光，昌黎知县徐可大，滦州学正孙维宁，开平卫指挥使陈任重，滦州生员赵仲水等。其二，赈济贫民。得到赈济的分别是利用抚宁县库存3500石粟内，动支1500石，赈济该城“饥民”；利用滦州库存4300石米及4933石粮内，动支1000石赈济该城民。其器，劝民复业。安民告示云：“尔不必逃离各乡。农夫仍可耕田，商贾仍可行商，不违先例，切勿畏惧。凡归降者，其财物秋毫不犯。”其四，宣传称帝中原。在抚宁等县强调我军“特为肇基立业”而来。这段时期，由于农民军错误政策丧失民心，对吴三桂和清军入关认识不清，且抱有感激之情。多尔衮一路受到欢迎，如墨城堡民向多尔衮供大米、猪、酒等物，以至“民心大悦”。

（1）予法周公

多尔衮于五月初二至北京城，在明朝官民夹道迎接时，当众宣布两件大事，即这次带兵前“来定天下”，以图大业。同时表明“予法周公辅冲幼主”。为保证实现这个目标和愿望，他采取下列措施。其一，约束军纪。从山海关起程前，八旗各级官吏曾层层发誓，如不遵守法纪“天地共诛”。进入北京城，士兵乘城，日食炒面，不敢接受民食；无摄政王“标旗”不得进城。先后将强奸民妇者“弃市”，屠民家犬者“各鞭一百，贯耳鼻”，擅自在昌平陵地牧马的官员革职。其二，积极招抚军民。李自成于四月二十六日，回到北京城即皇帝位。三十日出城，奔往西安。吴三桂、阿济格等率兵追击。五月十二日，退回北京。时至五月底，燕京迤北，居庸关内外各城及天津、真定等处，畿辅近地基本平定。六月底，统治地域：“自大同以西，黄河以北，尽皆底定；燕京以南，顺德以北，俱已来归。”多尔衮高兴地说：“疆圉日扩，一统有基矣。”其三，舒解民困。六月十七日，他要求各级官吏察出“鳏寡孤独，谋生无计，即乞丐街市者”，给以赈济。七月初八日，宣布废除明朝末年的三项加派。布告说：“大清摄政王令旨”，谕官吏军民人等，予闻德唯善政，政在养民；养民之道，必省刑罚，薄税敛，然后风俗醇而民生遂。至于前朝弊政，厉民最甚者，莫如加派辽饷，以至于民穷盗起，而复加剿饷，再为各边抽练，而复加练饷。唯此三饷，数倍正供，苦累小民，剔脂刮髓，远者二十余年，近者十余年，天下嗷嗷，朝不及夕。决定自顺治元年为始，凡正额之外一切加派，如辽饷、剿饷、练饷及召买米豆，尽行蠲免。同时，蠲赋税钱粮，从关外挽运粮饷接济京城民困。一时出现“官民大悦”的可喜情况。其四，为崇祯帝发丧。多尔衮为赢得中原官民之心，从五月四日到八日，给崇祯帝发丧三日。这件事很得民心，不仅京城百姓心悦诚服，身居江南的史可法，在给多尔衮的回书中也大加赞扬：“殿下入都，为我先帝后发丧成礼，扫清宫殿，抚辑群黎……此等举动，震古烁今，凡为大明臣子，无不长跪北向，顶礼加额。”南明史臣马绍愉致吴三桂的书中也说：“清兵杀退逆贼，恢复燕京，又发丧安葬先帝，举国感清朝之情，可以垂史书，传不朽矣。”

（2）迎帝入京

迎接顺治帝入京是多尔衮“予法周公”的重大举措。他既有个人恨怨和野心，也是识时务，顾全民族、国家大局的英雄豪杰。他刻骨铭心地知道崇德八年（1643年，崇祯十六年）八月十四日、十六日，自己皇帝梦破灭，只求得辅政周公的美名，才是正道。在他身后，有人说：“皇上冲龄，远在盛京，彼若肆然自帝谁能禁之。”或称他“兵权在握，何事不可为，且吴三桂之所迎，胜国旧臣之所奉，只知有摄政王耳，其事更无难号召”。这是吏科副理事官彭长庚和乾隆帝不达时事之见。其实，国家正处于定鼎中原，面临强大压力，多尔衮对于能否最后取胜心中无数，他在四月二十四日给顺治帝奏文中说：“进军如何，将平天意。”他哪里顾得上“图谋不轨”，同室操戈，去“潜锄异己，以逞逆谋”。如果多尔衮真的像乾隆帝等人所说的那样，那他就是神经不正常。否则只能责备乾隆帝对多尔衮思想和当时内外政局缺乏深入、科学的了解。

从多罗英郡王阿济格的态度，我们不难看出当时满洲贵族在担心什么。清军刚稳定京畿地区，是否将迁都提上日程。阿济格认为，先汗刚入辽沈时，满人被汉人杀死很多，原因就是没有将汉人大批杀掉。今天进入中原如果不先动手，将后患无穷。他主张：“今宜乘此兵威，大肆屠戮，留置诸王以镇燕都，而大兵则或还守沈阳，或退保山海，可无后患。”这表明形势岌岌可危。多尔衮牢记皇太极教诲：“若得北京，当即徙都，以图进取。”然而，清军能否征服整个中国，多尔衮也在彷徨。顺治元年（1644年）六月十一日，他尽管决定迁都，但底气不足。在回答放弃北京而东归的意见时说：“人心未定，不可弃而东归。”他内心清楚，皇帝不来北京，主张东归的宗室贝勒们，不会安心致力于中原事业。就在这一天他派辅国公吞齐喀、和讬、固山额真何洛会前往沈阳奏请迁都。他向皇帝陈述说：“臣再三思维，燕京势踞形胜，乃自古兴王之地，有明建都之所。今既蒙天畀，皇上迁都于此，以定天下，则中图治，宇内朝宗，无不通达，可以慰天下仰望之心，可以赐四方和恒之福。伏祈皇上熟虑俯纳焉。”多尔衮的奏折明里是给皇帝福临，实际决策者自然是孝端、孝庄为代表的后宫。

顺治元年（1644年）八月二十日，顺治帝一行从盛京起行，九月十九日进入北京皇宫。行程29天。从迁都过程中看，多尔衮确有周公姿态。在北京通过礼部对于文、武百官礼仪进行缜密准备。九月初五日，圣驾行至曲树河堡时，他派遣甲喇章京顾纳代等迎驾。初十日，行至深河驿再派遣吏部尚书巩阿岱等迎驾。十五日，行至梁家店，有学士詹霸等自燕京迎驾，进马匹果品。十八日，行至通州，他自己率诸王、贝勒、贝子、公、文武群臣迎驾，亲自跪候驾过。入京诣皇太后前，行三跪九叩头礼。次诣帝前行三跪九叩头及抱见礼。从多尔衮迎帝入京，跪拜皇太后、皇帝等情况看，此时所谓“予法周公”，当是真实思想。

（3）封叔父王

礼部尚书郎球领导礼部经过紧锣密鼓的十余天准备，十月初一，举行皇帝即位大典。

告天即位，仍用“大清”、“顺治”等号。这次皇帝即位大典除按照中原传统封建礼仪举行外，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加封多尔衮“为叔父摄政王”。主要是对他的功绩从四个方面评估：其一，在皇太极时期的功绩给予高度评价，指出：“太宗文皇帝嗣位，西并蒙古，东臣朝鲜，拓土开疆，显庸创制。皇考命叔父摄政王，征讨元裔察哈尔，俘其后妃世子，迁其邦族，获制诰玉宝。又随皇考征朝鲜，率领水师破江华岛，尽掠其国王眷属，遂平朝鲜。”在其战绩叙述中，特别强调“各处征伐皆叔父倡谋出奇”。这句评语是个绝顶的评价。其二，认为皇太极之所以“特加爱重”多尔衮，是因为他具备两个优势，即“体国忠贞，助成大业”，此语符合实际，“幼而正直，义无隐情”，此语基本符合实际，但他内心世界的隐私无法否定。其三，册文中将在关外皇权交替之际，其私密行为掩盖起来，专门强调“我皇考上宾之时，宗室诸王人人觊觎，有援立叔父之谋，叔父坚誓不允。念先皇殊常隆遇，一心殚忠，精诚为国”，并突出“辅朕登极，佐理朕躬”，给出“高于周公”的评价。其四，占领燕京，“抚定中原，迎朕来京，膺受大宝”的功绩，认为是“此皆周公所未有，而叔父过之”的“硕德丰功”。鉴于如上奇功、特谋，给多尔衮“用加崇号，封为叔父摄政王，赐之宝册，式昭宠异”，并“特令建碑纪绩，永垂功名于万世”。命礼部尚书郎球等建碑纪绩。当时在京城的外国人说，这是多尔衮在为自己树碑立传。

十月十三日，顺治帝对诸位宗室加封。郑亲王济尔哈朗为信义辅政王，复和硕肃亲王豪格爵，晋封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、多罗豫郡王多铎，俱为亲王。封多罗贝勒罗洛宏为多罗衍禧郡王，封硕塞为承泽郡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