收割鸦片

一、种烟

西南各省如四川、云南、贵州、西康，在防区时代遍地种罂粟。每年3月，山田里罂花正开，万紫千红，田园犹如花园，因此有的地主在1935年国民党政府禁烟法令在川省施行之时，为了逃避惩罚，乃将烟苗种于花园之内，鱼目混珠，以图厚利。

收割鸦片的农民

种烟者向政府完税曰“窝捐”，1928年左右，陶端明在施南专区建始县充县司法委员，曾在该县窝捐项下附征司法经费，每窝征收20文。川省防区时代，田颂尧驻防川北绵阳，曾征收“懒捐”，即应种鸦片而不种鸦片，影响防区税收者，课以懒捐。四川在防区时代，以种烟称胜的县份，川东首称涪陵，川北首称剑阁，涪土剑土是川土中最好的烟土。据说，剑阁县的农户在1934年以前没有一户不种鸦片烟的。

种植鸦片的农民

二、运烟

鸦片的运输，分为公运、商运、私运三种。

公运。西南各省所产的鸦片烟，聚零成整，装箱转运到长江下游各省销售。重庆为西南交通要镇，每年到了收烟季节，第二十一军的税务处堆满鸦片烟土货箱，启运了一批又送来一批。二十一军的税款收入，以鸦片税收为大宗。

鸦片

商运。官土商运，虽然土上贴有烟的印花，但遇到蛮不讲理的军人仍无保障。1936年春，四川省第十四行政督察专员田湘藩出巡到了江油县中坝场，拦获由绵阳专区官土店贩运的鸦片烟土两担余（200多斤），因其贴有官土店的印花，不便没收，乃在中坝场上当众付之一炬。

私运。烟毒走私，利获倍蓰。1940年四川绵阳北门川陕公路汽车站行施检查，抓获一个贩运吗啡的少妇，手抱婴儿，用红色头巾遮盖婴儿的头面部，检查人员将头巾揭开，乃一死儿，儿的肚腹缠紧，解开视之，儿腹内没有内脏，用猪油皮裹的吗啡藏在儿腹之内，案遂破获。同时又有一少妇由上海私运吗啡，用猪油皮包裹，藏在阴户之内，乘客机到了万县，皮破毒发身死，经法院捡查，发现乃系毒犯。至私运烟土，有藏在箱子夹底中者；有藏在木船或木排水底者；甚至有武装走私者，川中军人武装走私，乃司空见惯之事；还有集团走私，如民生公司的船夫水手，无一人不夹带私货烟土。至川省的剧团，如川北髙慕韩的剧团、川东刘述成的剧团，其团内演员几乎百分之百吸食鸦片。

三、售烟

售烟和运烟差不多，也有商售、私售、官售、地下售之分。

商售。以馆舍供人吸食鸦片烟者，在政府所颁布的刑法及《禁烟禁毒治罪暂行条例》中所规定的量刑都很重，而且公务员犯该项罪者处以死刑。但是在1934年以前，如武汉市、重庆市、宜昌市等都是烟馆林立，城市的烟馆公开摆设红灯，供人吸食鸦片烟，按月缴纳税款，名曰“红灯捐”。烟铺的范围大小不一，如重庆市七里岗金山饭店内附设烟馆，分上中下3等铺位：上等铺位一铺一室，陈设整洁，并有糖食水果及洗脸水。吸烟一盒，付洋1元5角，多吸一盒，照每盒南烟5角计算，不另加房钱；中等铺位系敞房单铺，铺位不收钱，每盒南烟收2角5分，川烟收1角；下等系连铺，吸者多系苦力烟民，吸川烟者多，吸南烟者少。乡村里烟馆陈设更为简陋，用芦席铺在地上，木头作枕，5分钱一盒川膏，许多鸠形鹄面的烟民躺在席上吸烟。

吸食鸦片的人

吸食鸦片的人

官售。1935年各省专区设督察处，按照6年禁绝鸦片烟计划施行，一个专区设有烟土分栈、烟膏分店、烟室若干，以供瘾民吸食鸦片烟。吸鸦片烟者，须领吸食鸦片烟的执照，限6个月为期，期满再吸即属违法，勒令戒绝，经医生证明瘾断毒净，始为良民，戒后复吸者，依法治罪。无有吸烟执照者，不得在官设烟馆内吸食鸦片烟，察觉者依法惩处。所谓官膏烟馆，其经营人选并非政府设官分职，依然属地方商人，尤其是瘾民包办，因此他们按照包额或限期执行很成问题。

地下售。从1935年蒋介石的势力到达重庆，所有重庆市的烟馆都转入地下营业，有的与警察勾通一气，有的与哥老合伙。他们消息灵通，耳目众多，因此能够在军警林立之区开设地下烟馆，如巴县歇马场上街北头一座大碉楼内就设有烟馆。抗战时期，司法院、立法院、司法行政部、最高法院、行政法院、全国公务员惩戒委员会等中央机关，都迁移在歇马场附近周围办公，而这所地下烟馆，私营售吸七八年之久，竟安然无事。重庆地方法院左侧角有一个平民厕所，就掩蔽着一家地下烟馆，把竹篱厕门轻轻一推，下石梯人地下室，即属烟馆，法院的员工几无一人不知，虽知之，而不敢检举。像这样的事例很多，举不胜举。